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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与感染  2018, Vol. 13 Issue (5): 319-322      DOI: 10.3969/j.issn.1673-6184.2018.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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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邓国英1 , 杨淑凤1 , 祝丹娜2 , 孙文长1     
1. 大连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教研室,大连 116044;
2. 大连医科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大连 116044
摘要:在讲授医学微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对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将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本文提出了在医学微生物学课程中可融入人文教育的几项知识点,希望对该课程的医学人文教育有所启示。
关键词医学人文    教育    医学微生物学    
Integr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lements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DENG Guoying1 , YANG Shufeng1 , ZHU Danna2 , SUN Wenchang1     
1.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the medical students with medical skills and humanities, medical humanities element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 some humanity knowledge points that could be used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process, and expect to inspire the Medical Humanity teaching in this course.
Key words: Medical humanity    Education    Medical Microbiology    

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是将自然科学即专业知识和技能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是必需的,但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将科学技能“人性化”地实施于治病救人,促进人类身心健康才是医学的最终目标[1]。医学活动的实施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技能,还需要良好的人文素质,这样才能发自内心地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并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树立积极正确的从医观念。因此,医学教育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只有如此,当医学生成为实施专业技能的医师时,才能具有较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成为“良医”。医学微生物学是医学教育的主干课,在授课过程中,可将人文教育融入微生物学知识讲授中,让学生在获取医学微生物学知识的同时接受人文教育的熏陶。本文将医学微生物学授课中可融入的医学人文教育中的几个知识点进行介绍,以供参考。

1 牛痘疫苗的研制与利他主义医学职业精神

英国乡村医师琴纳(Edward Jenner,1749—1823)所处的时代,天花肆虐,病死率约20%,婴幼儿病死率达80%。起源于中国的人痘虽经改良,但安全性差,接种死亡率2%~3%,且费用高[2]。琴纳在行医过程中注意到得过牛痘的挤奶女工不患天花,他通过将人痘接种给曾患牛痘的女工或调查女工暴露于天花的结果,证实了该现象[3]。1796年5月14日,他应一名男孩家长的要求,给詹姆斯·菲普斯的手臂接种了一名挤奶女工的牛痘液,詹姆斯出现了牛痘的症状,但很快就痊愈了;1796年7月1日,琴纳又在詹姆斯的手臂接种了人痘,经过多日观察,詹姆斯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琴纳多次对詹姆斯接种天花病毒,詹姆斯均安然无恙[4]。当时,种痘是收入颇丰的职业,琴纳不仅免费给人接种牛痘,还将自己的样品送到英国以外,牛痘很快传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琴纳坚持了作为医师的利他主义职业信念,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在牛痘推广过程中,受到很多阻挠,当时人们认为将牛身上的物质接种给人,会使人具有牛的特点,并以各种名义阻止牛痘接种。但科学最终战胜了愚昧,通过牛痘接种,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消除了天花。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牛痘疫苗只是通过琴纳的调查得出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没有经过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而直接进行了人体免疫,虽然成功,却是特例。如今这种情况是伦理与法律所不允许的,表明人文是随着时代及科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疫苗是人类与疾病,尤其是与传染病斗争过程中的伟大发现,疫苗接种使得人类消灭或控制了很多传染病,如天花、脊髓灰质炎、麻疹等。乙型肝炎病毒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还可预防相应的疾病及可能相关的癌症,作为医学生应积极倡导接种疫苗,宣扬科学知识。

2 狂犬病疫苗的诞生与对生命的尊重

在讲授狂犬病疫苗时,可介绍疫苗的研制者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及疫苗研发过程。巴斯德在研究狂犬病疫苗时,年近六旬,在科学界已取得巨大成就:发现了同分异构现象;终结了“自然发生学说”;发明了巴氏消毒法;研制出鸡霍乱疫苗和炭疽疫苗[5]。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但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狂犬病疫苗研究中,用含有狂犬病病毒的动物脊髓组织通过颅骨打孔的方法感染犬、兔和猴,并持续传代;冒着被病犬咬伤的危险,近距离观察动物发病情况并采集唾液等。最终,其将含有狂犬病病毒强毒株的兔脊髓通过干燥方法减毒直至灭毒,同时保留了病毒G蛋白的免疫原性,创造出狂犬病病毒暴露后使用的疫苗,动物实验效果很好[5-6]。但疫苗真正应用于人,按目前标准,还需进行3个阶段的临床试验,以测定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虽然在19世纪医学知识和人文的发展还未达到很高水平,但巴斯德在给患者接种疫苗时仍表现出极大的谨慎性:他首先确定患儿梅斯特是被狂犬严重咬伤,并在梅斯特母亲的强烈要求及临床医师的建议和支持下,考虑到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达100%,于1885年7月6日将研制的狂犬病疫苗接种给梅斯特,挽救了他的生命[5-6]。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巴斯德尊重患者生命、保护患者权益的医学人文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保障了医学的可持续发展。巴斯德是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有众多科学发现,其面对挫折时展示出的坚强毅力、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永远值得学习。

3 “鼠疫斗士”伍连德与医学职业责任感

鼠疫耶尔森菌是鼠疫的病原体,主要通过鼠蚤叮咬和呼吸道传播。1910年末,中国东北暴发了鼠疫疫情,当时处于清朝末期,整个社会对传染病知之甚少。清政府委派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伍连德(1879—1960)前去控制疫情。伍连德时任陆军军医学堂的帮办,在危急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国家为重,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仅带了一名助手来到疫情严重的哈尔滨[7]。为了确定致病菌,伍连德在哈尔滨傅家甸实施了中国医师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从尸体中分离并培养出鼠疫耶尔森菌,此时他到达疫区仅6 d。当时,科学界认为鼠疫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鼠蚤叮咬,所以日本学者在哈尔滨主要是捕捉老鼠分离细菌。伍连德根据尸体解剖结果和患者病情意识到,这场鼠疫可能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病变部位主要在肺部。针对传染病流行的3个环节,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伍连德分别采取相应措施。首先隔离患者和接触者,将患者或接触者转移到医院或租借的空车厢。当时哈尔滨天气寒冷,病死的尸体太多无法埋入地下,他担心野鼠噬咬尸体引发更大的鼠疫灾情,于是经清政府批准,第一次在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火葬。其次,切断哈尔滨通往全国各地的铁路和公路,对患者居住过的房间和使用的器具进行消毒,以消灭环境中的病菌,同时大力宣传佩戴口罩,防止病菌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7]。依靠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和高度的医学职业责任感,伍连德仅用4个月就控制住了鼠疫流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采取主动防御措施而控制传染病,在中国及国际引起了巨大反响,伍连德被誉为“鼠疫斗士”。他以此为契机,创建了后来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他一生还参与建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校,成立中华医学会并任第一任会长[7],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他积极开展禁毒运动,努力从身心两方面使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形象,这正是大医医国的体现。控制鼠疫后,他积极寻找传染源,发现哈尔滨地区旱獭交易频繁,于是在满洲里实地考察了旱獭的鼠疫病情及捕获情况,确认是由于捕捉携带鼠疫耶尔森菌的旱獭,使得该菌从动物传给人类,并通过实验证实鼠疫还可经呼吸道传播。该成果及汤飞凡的沙眼衣原体分离是各国《医学微生物学》[8]教材里中国人的原创性研究,体现了他们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及心系医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4 沙眼衣原体和幽门螺杆菌的发现与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

沙眼衣原体是沙眼病原体。在讲授沙眼衣原体时,除讲授教材中的专业知识外,可简要阐述其发现过程,并介绍我国著名科学家汤飞凡(1897—1958)。汤飞凡是世界上首次成功分离到沙眼衣原体并证实其为沙眼病原体的微生物学家。在研究沙眼衣原体时(当时认为沙眼的病原体是大病毒),他采用了多种方法分离病原体。当发现沙眼病原体对青霉素敏感后,将用青、链霉素处理标本改为只用链霉素,大大提高了成功率,从而在鸡胚卵黄囊中成功分离培养出沙眼衣原体。他并没有急于将研究结果发表,而是反复实验,确保结论的真实性。为了证实分离到的微生物是沙眼的病原体,他实施了郭霍法则(Koch’s postulate):将从临床沙眼患者获得的标本接种到鸡胚卵黄囊,成功分离病原体[9];然后亲自做志愿者,让助手将沙眼衣原体接种到左眼里,右眼作为对照;几天后,左眼发炎并出现结膜滤泡,成为一个典型的沙眼患者,并再次分离到沙眼病原体。为了观察临床症状,他坚持了40多天后才接受治疗[10]。将汤飞凡的事迹介绍给医学生,希望他们能深入了解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踏实工作、一丝不苟、勇于奉献的工作作风和科研精神,并激励他们继承这些优秀的品质,让这些品质成为内在的动力,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

幽门螺杆菌由澳大利亚病理学家沃伦(J. Robin Warren,1937—)和内科医师马歇尔(Barry J. Marshall,1951—)首次分离培养成功,并证实其与慢性活动性胃炎等疾病密切相关[11]。马歇尔在研究幽门螺杆菌时,为了证实该细菌与胃炎的关系,同样实施了郭霍法则:将患者胃中分离出的幽门螺杆菌培养后吞入自己体内,通过胃镜活检确诊自己成为胃炎患者[12],并成功进行了药物治疗。医学科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倡导。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实例挖掘出内在的医学人文精神并介绍给医学生,效果要好于单纯的说教。

5 消除乙型肝炎歧视与坚持平等

在我国,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阳性人群接近1亿人,这类人群的入学、就业等曾受诸多歧视。研究发现,乙型肝炎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血液、母婴及性接触,一般社交活动不会传播。随着人们对乙型肝炎病毒的认识,对这类人群的偏见逐渐消失[13]。由此可见,微生物学知识的进步可推动医学人文精神的发展及社会的前进,体现出医务工作者对生命价值的平等对待。

如果说自然科学追求的是事实“真”理,那么人文科学就是给追求活动以“善和美”的价值观导向。在医学教育中,只有将医学人文教育纳入整个教育体系,才能真正培养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医学生不仅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良好的医学人文精神,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正如我国老一代微生物学家代表林飞卿教授那样[14],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能尽心治病救人,潜心教学治学,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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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英, 杨淑凤, 祝丹娜, 孙文长
DENG Guoying, YANG Shufeng, ZHU Danna, SUN Wenchang
医学人文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Integr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lements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teaching
微生物与感染, 2018, 13(5): 319-322.
Journal of Microbes and Infections, 2018, 13(5): 319-322.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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