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索硫醇乙酰基转移酶(mycothiol acetyltransferase，MshD)在结核分枝杆菌中的生物学特性，本实验利用噬菌体为载体的同源重组技术，构建结核分枝杆菌mshD基因敲除株、mshD基因回补株，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qPCR)对所构建的菌株进行验证。分别收集H37Ra野生株、mshD基因敲除株、mshD基因回补株对数生长期菌液各5 mL, 离心收集菌体并培养，以观察菌落形态、生物膜形成及生长曲线测定；用5 mmol/L H₂O₂、0.05% SDS，50 ℃热激及低氧条件下分别处理基因敲出菌株和野生菌株，将菌液进行10倍梯度稀释，培养4～6周后检测抗胁迫能力并计算存活率。结果显示， 与野生株H37Ra相比，mshD基因敲除株菌落褶皱减少且菌落偏小，生长趋势较为缓慢；生物膜形成所需时间增长且褶皱明显减少；抗逆能力下降，存活率略低于野生株和回补株。揭示了mshD基因对结核分枝杆菌的生长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揭示该基因的功能和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

目的　研究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BsAg) 在乙型肝炎病毒逃逸机体天然免疫中的作用。方法　 PMA诱导THP-1分化成巨噬样细胞，并与乙肝表面抗原（HBsAg）共培养作比较，在LPS （TLR4配体）和pam3csk4（TLR1，2配体）的刺激下，检测细胞上清液中细胞因子IL-10，IL-12的表达及胞内IL-10，IL-12 mRNA 的含量，并利用免疫荧光观察NF-κB p65入核和Western blotting检测IκB-α蛋白降解与ERK蛋白磷酸化水平来判定TLR信号通路活化程度。结果　HBsAg的胞外处理能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干扰pam3csk4和LPS诱导的IL-10和IL-12的产生，同时HBsAg的存在明显干扰pam3csk4和LPS诱导的NF-κB p65入核和IκB-α降解及ERK蛋白磷酸化水平。结论　HBsAg抑制TLR2和TLR4的激活。

在抗感染免疫过程中，中性粒细胞可通过释放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NET)捕获并杀伤病原体。NET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维持机体稳态，另一方面NET过量或清除不及时会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细菌诱导和抵御NET的机制不尽相同，本文就NET的生成和释放及其在细菌感染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仅仅具有适宜温度、湿度的舒适性空气环境已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健康清洁的空气质量开始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气溶胶传播作为感染途径之一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空气净化消毒技术对于防止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扩散传播具有切实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对多种物理类及化学类空气净化消毒技术进行详细的归纳介绍，分析这些技术在研究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未来理想的空气净化消毒技术应当具备的特点。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肥胖、膜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具体分子机制也正被逐步揭示出来。肠道菌群不仅可调节能量代谢，促进脂肪过度积累，还是宿主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和膜岛素抵抗等代谢紊乱的诱发因素之一。肠道菌群有可能成为预防和治疗肥胖症的新靶点。

病毒性脑(膜)炎是一种严重威胁公共卫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性疾病。尽管病史、症状体征、常规检测、影像学，以及分子诊断技术的不断改进等对病毒性脑(膜)炎诊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仍然受到技术、检测试剂、样本类型、检测时间窗口等因素的限制，且须根据不同的临床特征选择合适的诊断技术。仍有40%～60%的患者难以明确病因，进行及时、准确的诊断是开展针对性适当治疗的基石。60%～80%的病毒性脑(膜)炎患者首次就诊发生在基层医疗机构，而基层医院因技术条件所限，确诊率低于20%，因此制定规范化的病因学诊断路径，实行分级诊断策略尤为必要。在基层医院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详细询问病史、全面体格检查及基本实验室检查初步确定诊断方向；根据疑似病因，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等常规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病原体初筛；在PCR结果阴性或不可行时，考虑应用如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mNGS)的非靶向广覆盖技术；建立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及临床诊疗网络以提高确诊率，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病毒性脑(膜)炎诊断将更准确。

口腔微生态和肠道微生态是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关系密切，近年来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成为研究热点。本文结合近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两者在健康状态下的交互作用及在疾病状态下的交互变化，为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启示。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是引起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的病原体，在人群中广泛持久传播，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目前，针对COVID-19的治疗尚无特异高效的抗病毒药物。病毒为实现寄生感染，通常先与宿主细胞膜表面受体结合，进而内化入胞。因此，SARS-CoV-2受体决定着病毒的感染特性和宿主范围，对其进行研究和解析是战胜SARS-CoV-2感染的一个关键手段。SARS-CoV-2受体的发现和鉴定，将为COVID-19提供新的治疗靶点。本文主要对SARS-CoV-2入侵受体及黏附受体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根据病毒衣壳表面有无囊膜结构, 病毒可被分为无包膜病毒和有包膜病毒。包膜病毒的膜蛋白在病毒的吸附、侵入、脱壳、生物大分子合成、病毒粒子的装配与释放等生命周期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包膜病毒的膜蛋白对病毒侵入宿主细胞的膜融合是不可或缺的。结构分析显示, Ⅰ型和Ⅱ型病毒融合蛋白采用类似的膜融合方式。此外, 流行性感冒病毒的M2 蛋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 HIV-1) 的Vpu 蛋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SARS-CoV) 3a蛋白等膜蛋白还具有离子通道的功能。针对这些病毒膜融合蛋白设计的抑制分子, 将为研发抗包膜病毒新型药物提供新思路和策略。本文以3 种病毒膜融合蛋白为例, 对其融合机制、跨膜蛋白离子通道功能及其在抗病毒药物设计中的应用作一简要综述

近20年来，由于接受肿瘤化学治疗、细胞毒药物治疗患者不断增多，器官移植和骨髓移植术广泛开展，深部真菌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急剧上升。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真菌研究的深入，为临床提供了早期、特异的诊断方法和新型抗真菌药物。本文归纳了深部真菌病流行病学调查、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深部真菌病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最新内容。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科研人员寻找新的研究路线，有助于临床医师预防和诊治深部真菌病。同时，尚需广大科研和临床工作者对深部真菌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满足临床和科研的需要。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感染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目前临床上仍缺乏特异的治疗手段。接种疫苗主动免疫预防或使用抗体制剂被动免疫预防是避免重症感染和减少死亡的重要措施。针对不同的人群，须研制不同类型的RSV疫苗：减毒活疫苗对婴儿来说，可能是最佳选择；亚单位疫苗有引起增强型呼吸道疾病的风险，不适合RSV血清学阴性的婴幼儿接种，主要适用于老年人和孕妇。研发安全且有效的RSV疫苗难度大，虽然已有30余种RSV疫苗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并显示出应用潜力，其中F纳米颗粒疫苗已率先进入III期临床试验，但在老年人和孕妇中未达预期效果。在RSV流行季节前，使用特异性抗体制剂也是预防高危人群严重RSV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手段。长效单克隆抗体MEDI8897比帕利珠单抗更具成本效益，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且获得优先研发资格。多克隆免疫球蛋白RI-002已在免疫缺陷人群中显示出较好的预防效果，具有进一步研发的现实意义。本综述针对近年来RSV疫苗及其抗体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期望为RSV的预防提供参考。

人类阴道微生物组(vaginal microbiome，VMB)在维持人体健康和微生态平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其他器官的微生物组相比，VMB表现出低多样性。宫颈癌(cervical cancer，CC)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已证实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的持续感染高度相关。阴道微生物与HPV感染和宫颈病变存在相关性，一方面乳杆菌可降低宫颈细胞的通透性，减少炎症反应，抑制宫颈癌细胞的生长，而非乳杆菌主导的高多样性阴道菌群可表达与宫颈细胞黏附及毒性相关的基因，损伤宫颈及上皮细胞，引起HPV感染和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另一方面，HPV 相关E7癌蛋白可通过NF-β-κB和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减少防御肽的分泌，从而抑制乳杆菌生长，导致阴道pH值升高和阴道致病菌的生长，引起VMB的结构变化。本文主要讨论VMB、HPV持续感染和宫颈病变之间的关系及病因，旨在寻找VMB相关疾病的新靶点。

近几年溶瘤病毒的研究有很大进展。病毒的感染和增殖导致癌细胞死亡, 并诱发宿主抗肿瘤免疫反应而进一步清除癌细胞。对癌细胞特异性的靶分子或信号通路以及肿瘤微环境的研究, 发现了很多溶瘤病毒。本文就溶瘤病毒的原理、历史、种类、安全性、杀伤效率以及疗效等进行综述。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的进步，人肠道病毒基因序列分析应用广泛，基因测序自动化发展迅速，促进了人肠道病毒分型方法和鉴定技术的发展。鉴于新型肠道病毒不断被报道，人肠道病毒的范围目前明显扩大，本文就人肠道病毒分型方法和鉴定技术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Ⅶ型分泌系统（Type VII secretion system, T7SS）是唯一一种仅存在于革兰氏阳性细菌中的分泌系统。T7SS在细菌与细菌、细菌与宿主、细菌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与细菌的生长和致病性密切相关。T7SS的功能多样性与其所分泌的效应蛋白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围绕T7SS所分泌的效应蛋白展开讨论，对效应蛋白的结构和功能、分泌机制及其基因转录水平的调控方式等多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细菌的T7SS提供新的思路。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微生物检测方法主要有分离和培养法、ELISA以及核酸检测技术等。有效的微生物富集方法不仅为后续检测工作提供帮助，而且在某些微生物含量极低的情况下，微生物富集方法甚至将决定整个检测试验的成败。本文就微生物富集方法的原理及应用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病率逐年上升，然而现有的抗真菌药物匮乏并且新药研发相对缓慢，目前迫切需要发现和开发新的抗真菌药物。天然产物具有来源广、副作用低等特点，是抗真菌药物开发的来源之一。大量研究已证明，植物和中药中分离的许多化合物具有抗真菌活性，并且抗真菌的机制多种多样。本综述讨论了天然产物抗真菌药物研发的最新进展，调查了具有潜在抗真菌活性的天然产物，并对新型抗真菌候选药物的开发提出了展望。

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是近年来检出率不断升高的一种临床常见耐药菌，是导致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CRE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细菌产碳青霉烯酶，包括肺炎克雷伯菌产生的碳青霉烯酶(Klebsiella pneumoniae carbapenemase，KPC)、金属β-内酰胺酶(metallo-β-lactamase，MBL)和 苯唑西林酶(oxacillinase，OXA)，少数是由于细菌外膜蛋白改变以及外排泵高表达。临床上最常见的CRE是肺炎克雷伯菌，最常暴发CRE感染的科室是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感染高危因素包括接触医疗机构、各种侵入性操作以及抗菌药物使用史。由于缺乏前瞻性临床试验数据，目前在治疗CRE感染的高危患者时多采用多药联合的经验性治疗措施，一些经典药物如多黏菌素、替加环素、磷霉素等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新药如头孢他啶-阿维巴坦也投入使用并发挥了一定作用。本文就近年来CRE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以及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的药物进行综述。

【摘要】微生物共定植与共感染的发生、发展及持续具有相关性，共定植的微生物通常能使其对抗菌药物耐药性及对机体致病性增加，因而这成为临床医生面临的一个难题，但共定植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微生物之间影响方式不同，并且可随着定植时间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本文对临床上常见耐药菌共定植检出情况、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定植菌之间的相互作用做一概述。

自噬是调节细胞生长、发育的一种重要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其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清除病原体,保护机体免受损害;另一方面,有些细菌在进化中形成了独特机制,通过干扰或阻止自噬溶酶体形成等来调控或阻碍自噬,从而利于自身的复制和存活。自噬是天然免疫的重要部分,可通过Toll样受体或黏膜免疫系统等参与对细菌及毒素的应答;细胞免疫的效应细胞可通过分泌细胞因子调节自噬,进而调控获得性免疫应答。在抗胞内菌感染时,自噬在调节Th1/Th2细胞的免疫偏移方面也起关键作用。

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胞内感染菌，巨噬细胞是其寄生的场所。结核分枝杆菌通过阻止吞噬溶酶体的融合、减少巨噬细胞的凋亡、降低巨噬细胞对刺激应答的敏感性等途径逃避巨噬细胞的免疫监视和攻击并在细胞内存活和繁殖，而巨噬细胞又是抗菌免疫的主要效应细胞，对结核分枝杆菌有直接杀伤、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进行免疫调节、提呈该菌抗原等作用。深入研究结核分枝杆菌对巨噬细胞免疫逃逸机制及巨噬细胞抗结核免疫作用，对于研究宿主抗结核免疫机制以及设计新型的结核病疫苗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生和进展密切相关。目前，采用益生菌治疗疾病已成为国际热点，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A. muciniphila)作为人类肠道黏液层中的常见定植菌，逐渐被认为是二代益生菌中有前途的候选者。本文综述了A. muciniphila对慢性疾病的改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从而为疾病治疗提供新思路。

目的 监测我院肠球菌中粪肠球菌株和屎肠球菌株的耐药性，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GPI板进行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应用whonet5软件统计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的耐药率。结果 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对氯霉素、呋喃妥因、万古霉素有较好体外抗菌活性，耐药率都在50%以下，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在1%以下。粪肠球菌对青霉素、高水平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红霉素等大部分抗菌素的耐药率有逐年下降趋势，而屎肠球菌对环丙沙星、利福平、呋喃妥因等抗菌素的耐药率则有上升趋势，屎肠球菌对大多数抗菌素耐药率都高于粪肠球菌。结论 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呈多重耐药，临床用药应结合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立克次体是一类严格细胞内寄生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已被列入生物战剂名录。立克次体病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人兽共患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立克次体严格的细胞寄生性决定了立克次体病的诊断不同于传统方法，需根据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和体征及实验室检测进行综合判断，通常实验室检测是明确诊断的主要依据。从病原体的分离和培养到目前的基因水平比对，立克次体的检测技术虽发展了100多年，但人类尚未实现早期快速诊断立克次体病的目标。本文主要综述了立克次体与立克次体病检测与鉴定的研究进展。

铜绿假单胞菌和白假丝酵母﹝俗称白色念珠菌）这两种条件致病菌可共存于人体。两者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即跨界相互作用：铜绿假单胞菌抑制白色念珠菌形态转换，抑制其生物膜形成并毒杀其菌丝；白色念珠菌则抑制铜绿假单胞菌绿脓菌素形成并抑制其丛集运动。本文综述了跨界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3种机制：信号转导通路、生物膜和毒性因子的作用。铜绿假单胞菌通过信号分子N-3-氧代十二烷酰-L-同型丝氨酸内酯（3-oxo-C12-HSL）抑制白色念珠菌形态转换，而白色念珠菌通过信号分子法呢醇抑制铜绿假单胞菌绿脓菌素生成和丛集运动，即存在信号分子介导的跨界相互作用。跨界相互作用影响铜绿假单胞菌和白色念珠菌各自的致病性。如能充分利用跨界相互作用，将有助于优化治疗的选择。

LipL32是钩端螺旋体外膜中含量最丰富的蛋白,有很好的免疫原性,且在致病性钩端螺旋体中高度保守。在非变性条件下纯化LipL32重组蛋白,与佐剂混匀后免疫BALB/c小鼠,取脾脏细胞与NS-1骨髓瘤细胞融合,然后用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和有限稀释法分别进行筛选和细胞克隆,获得29株能稳定分泌抗LipL32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它们能识别8个LipL32抗原表位。用这些细胞株制备腹水型抗体,并对特性进行鉴定。用生物素标记这些抗体后两两配对,采用双抗夹心ELISA检测提取自15株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及其他致病菌的抗原,以评估单克隆抗体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筛选出1对灵敏度高和特异度好的单克隆抗体,ELISA检测rLipL32的最低浓度为1ng/ml。结果提示,该钩端螺旋体外膜蛋白LipL32单克隆抗体及检测方法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目的 探讨蛋白印迹实验(WB)“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不确定”结果的特点、产生的原因、WB确认实验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改善措施。方法 归纳分析本实验室2004～2005年的WB检测结果为“HIV抗体不确定”者的人群分布特点、实验检测特点、受检者随访复检及抗体转归情况。结果 “HIV抗体不确定”者人员构成中相对健康的自愿咨询检测者、献血员以及孕产妇占50%,“HIV抗体不确定”者随访困难、复检率较低;WB实验存在假阳性、尤以P24带较为严重。结论 “HIV抗体不确定”结果与WB实验的假阳性有关,实验室应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HIV抗体不确定”及对结果进行准确解释。

随着抗真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致病性真菌的耐药率越来越高，耐药曲霉对侵袭性曲霉病的诊治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致病性曲霉耐药性的确定主要依靠抗真菌药敏试验和分子诊断。在有关曲霉耐药机制的研究中，报道最多的是曲霉对唑类药物的耐药，其机制主要包括外排泵表达增加、靶酶Cyp51突变和表达水平增高、形成生物膜，以及热休克蛋白90(Hsp90)介导的信号通路参与而导致的耐药。本文就上述领域近年来的主要进展进行综述。

细菌生物膜是指微生物（细菌、真菌等）黏附、聚集形成的一个群体，该群体产生并分泌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EPS），形成一定的三维结构及含有营养物质、氧气等生长必需的物质交换通道，微生物细胞在EPS中增殖、生存^[1]。生物膜结构可阻止抗生素或抗体等大分子有效杀伤微生物细胞，目前尚无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控制细菌生物膜所带来的危害。细菌生物膜形成机制的研究能为预防和解决生物膜引起的各种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在生物膜研究中，需模拟体内或多种环境以观察生物膜的形态和形成，检测生物膜细菌基因组和蛋白质组表达等。因此......

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是一群表型异常、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髓系来源细胞。在进展期肿瘤、败血症、慢性感染等病理环境中，MDSCs大量扩增并通过多种途径抑制T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增殖、活化和迁移，MDSCs的数量与疾病进程和患者转归密切相关。通过单细胞测序、质谱流式等新技术，研究人员发现MDSCs和正常髓系细胞在表型标记分子、基因表达、能量代谢和调控通路上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肿瘤领域，MDSCs靶向治疗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以MDSCs研究里程碑为起点，以MDSCs靶向治疗机制及其在感染性疾病中的作用为重点，对MDSCs新近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牛结核病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畜共患病，其流行对畜牧业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各种途径感染人类，给公共卫生带来严重威胁。本文主要就牛结核病的发现、与人结核病之间的关系、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及其目前诊断方法等进行介绍。

机会性致病微生物在机体免疫功能正常时不能导致具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感染性疾病, 但当机体微生态失调或免疫功能受损时, 可导致明显的临床感染性疾病, 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先天性免疫功能缺陷者、肿瘤患者等免疫功能降低者生存期延长, 滥用抗生素致使正常微生态失调, 以及大量耐药变异菌株出现等诸多因素使得临床机会性感染逐渐增多。机会性感染多发生于免疫功能降低者, 可为耐药菌或多重耐药菌感染, 或为正常菌群致病; 临床表现复杂且不典型, 给治疗带来极大困难。了解常见机会性感染病原体及其特点对及时诊断和治疗机会性感染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旨在了解和掌握狂犬病、弓形虫和A型流感在社区流浪猫中的免疫和流行状况，为社区流浪猫人兽共患病公共卫生防控提供依据。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流浪猫全血样本中弓形虫核酸，以及咽喉和肛门拭子样本中流感病毒核酸。本研究对2022年6月至2023年8月在上海青浦地区40个小区采集的153只流浪猫血清样品开展狂犬病、弓形虫和A型流感病毒抗体检测，并对A型流感抗体阳性样品开展H3、H5、H7和H9分型鉴定。结果显示153份流浪猫血清样品狂犬病、弓形虫和A型流感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4.38%（22/153）、11.76%（18/153）和3.92%（6/153）。春季（3-5月）和夏季（6-8月）弓形虫血清抗体阳性率差异极显著。检出H3亚型抗体阳性样品1份，阳性率0.65%（1/153）。研究表明上海地区流浪猫狂犬病免疫抗体水平不足以阻断狂犬病病毒传播。流浪猫群体存在弓形虫感染，尤其在夏季传播风险更高。流浪猫存在A型流感病毒感染，提示流浪猫可以成为人和动物流感病毒的“混合器”，造成人兽共患病传播风险。因此，有必要对流浪猫群体开展狂犬病、弓形虫、A型流感病毒感染情况持续监测，为科学防控提供依据。

本研究利用反向遗传学的方法成功拯救了一株盖塔病毒(Getah virus，GETV)(GenBank: OM363683)。首先，将优化后的病毒序列克隆到含有T7或CMV启动子的低拷贝质粒pFK中，分别命名为T7-GETV和CMV-GETV。以T7-GETV为模板，通过体外转录(in vitro transcription，IVT)合成病毒RNA。随后，采用脂质体转染的方式将RNA递送到BHK-21细胞中，通过半数组织培养感染量(50% tissue culture infectious dose，TCID₅₀)法测定病毒滴度，并利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WB)检测病毒蛋白E1表达，证明盖塔病毒被成功拯救。进一步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细胞病变(cytopathic effect，CPE)，以及TCID₅₀法、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qPCR)和WB的方法，系统地表征盖塔病毒的生长特征。此外，在CMV-GETV的基础上，基于盖塔病毒复制子的结构，采取保留非结构蛋白基因并用报告基因mCherry或renilla luciferase(Rluc)代替结构蛋白基因的策略构建盖塔病毒复制型表达载体，分别命名为pFK-GETV-mCherry和pFK-GETV-Rluc。随后构建pFK质粒的CMV启动子并仅插入报告基因的对照质粒，分别命名为pFK-mCherry和pFK-Rluc。Image J软件分析显示，转染pFK-GETV-mCherry后单细胞平均荧光强度比转染pFK-mCherry高约5倍。同时，RT-qPCR结果表明，转染pFK-GETV-mCherry后mCherry基因转录水平也比转染pFK-mCherry高约5倍，两组结果高度一致。WB结果进一步说明，在相同时间点转染pFK-GETV-mCherry组mCherry蛋白表达水平比转染pFK-mCherry组高。荧光素酶检测显示，转染pFK-GETV-Rluc后细胞表达Rluc的效率比转染pFK-Rluc高约3个数量级。本研究为后续盖塔病毒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反向遗传学工具，同时验证了盖塔病毒复制型表达载体提高外源基因表达水平的能力，为研究盖塔病毒复制型DNA疫苗奠定了基础。

泛素化修饰在细胞生理过程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去泛素化酶(deubiquitinating enzymes, DUBs)通过特异性移除靶蛋白上的泛素分子，以维持细胞内泛素化修饰的动态平衡。泛素特异性蛋白酶(ubiquitin specific protease, USP)作为DUBs家族中的重要组成，因其高度的多样性和特异性，在调控病毒复制和宿主免疫应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不同USP蛋白依赖迥然不同的分子策略，可以正向或负向调控病毒复制，影响宿主的抗病毒免疫反应。其中，USP4、USP8、USP13、USP15和USP49等成员在抗病毒免疫中具有积极作用，而USP1、USP7、USP33和UL36泛素特异性蛋白酶(UL36USP)等则可能抑制宿主的免疫反应。本文综述了USP家族成员在抗病毒免疫应答中的调控机制，并探讨了这些调控机制的最新研究进展。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USPs在病毒与宿主相互作用中的复杂角色，而且为开发针对病毒的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的分子作用靶标和理论依据。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Ⅰ型（HIV-1）感染会造成严重的免疫功能损伤，除引起CD4+ T细胞不断耗损和功能损伤外，体液免疫应答也受到损伤。本研究通过检测HIV-1慢性感染者和慢性感染治疗者外周血B细胞数目和亚群比例，以及活化、凋亡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探讨HIV-1感染者中B细胞损伤及抗病毒治疗（ART）对B细胞损伤的修复作用。结果显示，HIV-1慢性感染者外周血B细胞数目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其中未成熟B细胞、初始B细胞、静息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显著降低，而组织样记忆B细胞显著增加，ART可恢复初始B细胞和组织样记忆B细胞比例，但不能恢复静息记忆B细胞比例。与健康对照组相比，HIV-1感染者未成熟B细胞、初始B细胞、静息记忆B细胞和组织样记忆B细胞中CD38的表达上调；CD95的表达在所有B细胞亚群中均上调；而Bcl-2在初始B细胞、组织样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中的表达显著降低；静息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中PD-1的表达上调；共刺激分子CD40在所有B细胞亚群中的表达强度降低，而CD70的表达在未成熟B细胞以外的亚群中均显著下调；ART仅能部分修复以上分子的表达。以上结果表明，HIV-1感染引起B细胞及其亚群比例的异常，B细胞表现为过度活化、易凋亡及与T细胞作用受损，ART不能完全修复B细胞损伤，有效的免疫干预策略亟待开发。

摘 要 目的 了解某三级医院耐碳青霉烯铜绿假单胞菌的临床分布情况，及其检出率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DDDS相关性，为临床治疗、院感防控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梳理2017-2021年本院分离的临床菌株，采用WHONET 5.6及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本院2017年至2021年间分离铜绿假单胞菌（PA）622株，其中CRPA 91株，检出率为14.63％。CRPA科室分布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31.87%）、重症医学科（23.08%）、神经外科（18.68%）为主。标本类型中，以痰和肺泡灌洗液为主，占81.32%，其次为伤口分泌物和尿液，分别占6.59%和5.49%。年龄分布以>80岁（25.27%）和60～80岁（29.67%）人群最多见。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DDDS分析结果显示，2017年至2021年CRPA检出率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DDDs呈高度正相关（r=0.82 P=0.086）。临床科室中，神经外科CRPA检出率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DDDS呈正相关（r=0.78 P=0.122）。结论 本院所分离CRPA检出率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DDDS呈正相关，为避免常见感染菌和定植菌耐药的发生，应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管理，促进临床合理用药。